民营企业不指望享受任何“特权”，在发生纠纷，特别当对方是大型央国企、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时候，选择打官司已经是万般无奈之举，就希望法院能够不偏不倚，居中公正裁决，执行到底。

——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，

谈落实“平等保护”。

对肆意侵害群众切身利益，特别是监管上有漏洞、法律适用上有模糊，群众受到侵害后求告无门的新型违法现象，检察机关要主动出击，协调相关执法、司法、行政部门会商研讨，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，及时回应群众和社会期待。

——在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，

谈践行“司法为民”。

支持浙江发挥民营经济活跃、营商环境和社会氛围好、改革创新点子多力度大等优势，积极探索从地方立法、执法、司法等多个维度，构建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法治框架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和“两高”要多从政策、资源等方面给予支持，鼓励浙江先行先试，支持浙江打造民营经济法治保障高地。

——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，

谈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。

从企业角度来说，我们喜欢跟“有分寸，公私分明，君子之交”的领导干部打交道，双方目的一致，就是办好一流企业。对企业家而言，办好企业是为了实现理想抱负，打造事业平台，带领员工和合作伙伴过上好日子。对领导干部而言，帮助办好企业是为了创造就业和税收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，造福一方百姓。双方基于这样的共识，在符合法律、政策的前提下，各尽所能、共同推进，而不是吃吃喝喝、称兄道弟的假亲近，我认为这样就达到了亲而有度、清而有为的要求。

——在接受《人民日报》采访时，

谈“亲清政商关系”。

企业出海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坚持“合作共赢”思维，不能一味地想着把我们的产品卖过去、把钱赚回来，那样容易“没朋友”。要根据目标市场的实际需求，输出产品、输出品牌、输出技术、输出管理等方式组合运用，既满足当地客户的需求，也提升当地制造水平，创造就业和税收，这样才能走得长远。

——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，

谈企业“出海”策略。

作为人大代表，关心社会事务、为群众传递呼声，是本职工作、应尽义务，我为能够在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出一份力而备感欣慰和自豪。但是，不能说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建议而得到解决的，其他代表委员，包括社会媒体、每一个人的公开发声，都起到了推动作用，具体落实的部门更是付出了巨大心力，这不是我个人的“成果”，而是群策群力的结果，也是我们国家“全过程人民民主”的生动体现。

——在接受中国网采访时，

谈代表建议落地。

绿色低碳升级确实需要巨大的投入，如果算短期的“经济账”，肯定赚不回来。但是我们做企业想要开“百年老店”，眼光就必须放长远。“3060目标”是国家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，我们龙头企业有责任响应支持；绿色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，我们作为一家全球布局经营的企业也必须跟上。

——在接受《中国工业报》采访时，

谈企业绿色转型。

我们跟施耐德的合资谈判过程很艰苦，但合同签署之后双方这么多年的合作一直是比较融洽的，我作为合资公司的董事长还从未动用过否决权，大家都是商量着来，怎么对公司有利怎么来。事实证明，之前人们担心的，施耐德会把德力西“吃掉”，或者施耐德和德力西联手会打压中国其他同行企业发展等等，都是“杞人忧天”。实际情况是施耐德、德力西、中国电气产业都发展得很好，国家坚定不移地推进扩大开放、高水平对外开放，不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共赢局面嘛。

——在接受《浙商》杂志采访时，

谈开放共赢。

目前的问题是“办卡-跑路”现象太普遍，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救济手段，无良商户几乎没有任何有力打击手段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些商户就刻意去诱导储值消费，甚至歧视非储值消费的客户，从而无偿占用消费者资金，肆意挪用。我们的很多员工都反映过类似问题，商户跑路后市场监管部门没办法，公安部门不立案，只能自认倒霉。这种现象是不正常、不合理的。

——在接受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采访时，

谈储值消费乱象。

今年两会我们看到了对民营经济的支持，概括来说就是“优化环境、增强信心、促进创新、保障权益”。这些政策就像“活水”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。信心凝聚力量，实干谱写华章。信心是第一位的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。